第三三三章铁人的政变
对沙皇俄国的援助是类似于半官方的性质，由于在世界外交界面前中国还需要表现出一种中立的调停人的身份，所以大批的援助物资其实是通过新蒙国的部分渠道运送到叶卡捷琳娜堡，而后再由俄国人自行运往国内的，在这方面的策略上，帝国的立场基本在外界看来是处于中立姿态，而在俄国人看来，则是他们用南方的部分土地，换取了中华帝国在关键时刻对他们的生命线的支持。这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军火。
一百余门口径不一的火炮，和两万枝在南方战线缴获的各型枪支，这些都是历年来的战利品中拨出的，需要自己大出血的，就只有部分粮食了，美国的政府援助面粉也同时到帐，在中美双方在蒙京签署联合对俄实施人道主义援助后，交由蒙古人送到俄国人的手里。
虽然这些援助的行动容易引起蒙古人的思想动荡，曾经血海深仇的对手如今却像个朋友一样被帝国母体援助着，这种思想的转变也需要溥华为首的王室，和以从帝国直接调配过去的蒙古官员们落心落力的去为帝国做好解释工作，好在蒙古人如今在信仰方面也找到了新的寄托，曾经盛行一时的藏传佛教在八世哲布尊丹巴活佛死去之后由于新蒙立国，迁徙等原因一直都没有选定九世继任者的缘故，已经日渐不复往日尊荣，在宣传部门的努力下，以太阳神为偶像崇拜的新的宗教大日教开始渐渐流行，在这种教派的中心思想中，世袭的新蒙国国王也正是太阳神在人间的代表。这种初创的新教综合吸取了蒙古人本身就有的太阳神崇拜和前一阶段太阳神现世并在通古斯地区引发大火的实例，在辅之以一些人为的神化手段，并间中揉合了日本的神道化的经验，得以使溥华在新蒙国能够享有一个较高的威望。
所以，新蒙国方面决定由溥华亲自做一些说服工作，当然这种工作也不需要做的太到位，从长远来讲，保持一个蒙古人和俄罗斯人之间适度的仇恨是有必要的。毕竟他们的作用都十分近似——作为亚洲霸主和欧洲核心强国之间的战略缓冲。
而在俄罗斯境内的势力之间，帝国也在外交和情报部门上形成了两种不同倾向性的办事方针，尽管看上去中国都是对他们起着帮助的作用，只是帮皇室在明，帮圣彼得堡方面在暗而已。
当然，控制是不可能十全十美的，就像这次一样，正当托洛茨基亲自下到部队前线去指挥军事斗争的时候，他的大后方却出现了一些不安稳的迹象。也许是受了什么不太好的思想的影响，又或者是觊觎更高权位的考虑，总之不知道为了什么，托洛茨基同志很信任的中央政治局三巨头的另外两个，突然在他还在前线的时候，就前一阶段政权在军事上的糟糕表现发生了争吵，争吵其实并没有什么确定的结论，唯一的结论就是政治局得出了统一的意见，那就是苏维埃高层出现了可耻的叛徒，该叛徒向腐朽的沙皇统治出卖了工农赤卫队红色军队的军事机密，包括防线配备图等机密文件。并且也初步锁定了怀疑对象，只是碍于这位同志在党内位高权重，并且享有着人民的拥护，立即将他公之于众会有损革命领导层的纯洁形象并且伤害到广大革命群众的革命感情，更有可能对革命事业造成不可估计的伤害。
在指挥战争的托洛茨基同志作为政治局三巨头之首，当然也及时知晓了这次会议的内容，虽然圣彼得堡方面给他的解释这次政治局会议是应广大党员同志的要求而紧急召开的，但是他仍然嗅到了一丝不太安稳的气味。政治这种东西太敏感了，一个苏维埃最高领导人，一个政治局最重要的成员，在缺席的时候政治局就召开了会议，而且是在他主管的军事领域的针对性会议，这次会议所传递的信息是不太友好的。所以，他在11月17日连夜赶回了圣彼得堡。
幸而情况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糟糕，虽然已经形成了决议，但是双方都没有指出他们所怀疑的叛变投敌分子的明确对象，广大工农阶级也对他称得上凯旋而归的返回表示了欢迎，盛大的游行队伍在街头列队欢迎着他们的英明领袖及时归来，面对这种情况，托洛茨基并没有掉以轻心，而是立即召开了一次政治局紧急会议，并且在会议伊始就表示了他希望每个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都抱着开诚布公的态度来解决党现在所面临的问题的态度，并得到了党内排名第三的加米涅夫同志的拥护，而党内排名第二的季诺维也夫同志则明显的带有一种情绪，他的开场讲话也差点让托洛茨基下不了台。
季诺维也夫同志表示，在托洛茨基同志缺席期间，党内出现了一种不正常的，危险的过度怀疑同志的倾向，这与党一贯奉行的公开，公正原则是相抵触的，如果这种风气不能够得到以托洛茨基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有效遏制的话，那么革命事业有可能出现大的挫折，甚至面临失败。他在讲话中还坦诚在上次会议中以加米涅夫同志为首的部分同志，就是这种错误路线的奉行者，而他们话里话外所指责的叛徒，泄密者角色，季诺维也夫同志认为这正是针对自己而来的。为了挽救革命事业，挽救革命同志，他并没有在会议上当场与加米涅夫同志发生冲突，而是选择了隐忍。等待的就是托洛茨基同志的归来，他希望将这次会议的主题更改一下，从调和党内争端调整到批评党内的错误思想和路线，纠正和帮助加米涅夫同志一贯以来就有，并且在失去托洛茨基同志监督期间愈加明显的怀疑同志，怀疑党，煽动党内分裂的错误。
季诺维也夫生于乌克兰，又长期在南俄与土耳其等敌对国家接触的地方，性格上不免暴躁一些，当然在加米涅夫看来他的这些背景都有可能成为他叛变革命的因素，所以，托洛茨基还没有讲话，加米涅夫就接过话头，迅速的展开了对季诺维也夫的反击，并摆出了一些他们怀疑的证据出来，因为证据有力的缘故，特别是有一个充分可靠的人证——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政治秘书夏洛伯米斯基同志的关键证言，所以，加米涅夫的观点立即得到了与会大部分政治局成员的支持。局面便失控起来，托洛茨基意图调和党内现有争端的努力宣告失败，并且他也能从一些若明若暗的，夹枪弄棒的发言中听得出来，党内也有部分同志怀疑他这位最高领袖事前故意纵容这样的泄密事件发生，为自己在随后的大反击中出风头制造机会。这简直是对他革命人格的侮辱。
由于这个原因，这次托洛茨基同志意图解决党内高层纷争的努力最后竟然起到了反作用，党内的分裂倾向越来越明显。这让他深感自己这一次轻率的离开圣彼得堡这个政治中心，看上去的确不是一步好棋。
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步不太好的棋，放到目前在圣彼得堡区域已经处于非法状态的所谓朱派那里，便是好的不能再好的一步棋。在了解了圣彼得堡这一些列变化之后，朱加施维里用铁人的笔名在他掌握的机关报上，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文章声称圣彼得堡方面前一阶段军事失利表明了自由主义和党对军队不施加足够的影响是多么的危险，自由主义很有可能葬送掉已经取得的革命成果。而近期由托洛茨基同志率领的战术反攻在取得了不小的成果之后，却不能将这种成果继续扩大，并且转化目前的战略弱势，究其原因，仍然是自由主义倾向在党内的影响造成的，党内干部战士，工农群众不能够接收到党的纪律的教育，所以自由主义倾向在他们身上迸发了萌芽，这种倾向并导致了党内高层有可能出现了叛变分子，这种倾向更导致了党内的争吵，让党内的不团结暴露了出来，使得已经日渐式微的旧俄政权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可以预见的是，如果党不能立即纠正这种问题的话，革命将在莫斯科非法政府完成战略集结后，遭受到最严重的打击。
在文章最后，铁人同志还特别加上了一段总结的文字，说明一个政权没有一个稳定的领导核心是不能够长久的，而没有一个睿智的，能够带领全党和全民族夺取最后胜利的领导人更是危险的。一个民族的伟大性，往往体现在他们能不能为自己找出一个伟大的领导人。
同时他也加强了军事准备，在陆续得到张作霖的放权后，他所掌握的战俘中已经建立起了一支超过七千人的部队，他亲自将它命名为“铁军”，从他的笔名铁人，和他对这支部队的明明来看，他是希望用铁的意志，来拯救濒临危机的俄罗斯民族。
他也敏感的察觉到了圣彼得堡这场内部危机给自己所带来的机会，从他在圣彼得堡的私人朋友们的信件中他也知道他在圣彼得堡也不是没有任何号召力的，最起码他在德国境内的这番工作业绩，以及他很早就跟随导师同志的雄厚资历，都让他觉得自己十分有机会在这个非常时期，于革命事业做出一番非常的贡献来。
考虑到皇室和赤卫队双方实际处于停火状态，朱加施维里同志决定在这个冬季里将现有的七千人的部队扩编，使之更能匹配上军这个作战单位，但是他没想到的是就在他怀着满腔的热情去寻求中国人的帮助时，张作霖却制止了他的这个想法，中国人认为从策略的考虑来说，现在绝非是与旧俄哥萨克们作战以开创新局面的好时机，从他的判断来讲，朱加施维里这样的打算很有可能会使自己在冬季这个不利于作战的季节里，无法打开足够大的局面，即便能够实现一些军事目标，但也很有可能不能够有效的达成巩固的效果。而更有可能的是这个新生的局面，会遭到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方面的同时嫉恨，这其中的道理根本无需再多说什么。
张作霖的建议是铁人同志应当率领军事部队以救世主的姿态，以党的领导人的身份回到目前处于糟糕的窝里斗局面的圣彼得堡去，并配合理论的攻势和军事上的部属，完成事实上的取而代之。从朱加施维里的能力来看，这不成问题，而且朱加施维里这一派军队的有效管理和严密组织的战斗力，要远远的强过现有的工农赤卫队。目前圣彼得堡乱作一团的政治环境，正好可以加以利用，使得之前一直处于极大弱势的所谓朱派能够重新回到党的最高领导层去。
在经过缜密的思考，和综合考虑圣彼得堡方面有利不利的因素之后，朱加施维里在几天后接受了这个方案，并且得到了张作霖的慷慨援助，可以装备一个团的枪支和足够的弹药被分拨给了朱加施维里，并且张作霖还答允他在他回到圣彼得堡之后，正在那里调停的中国代表良弼先生将会提供额外的援助。两个人就此一拍即合，并决定了一部分俄罗斯人将来的命运。
正在圣彼得堡静观其变的良弼也通过电台了解了新的方案，并且随即加强了外交活动，尽管圣彼得堡的高层吵闹不休，但是对于良弼这一个有可能能够给革命带来莫大帮助的人，他们还是表现出了充分的效率，在良弼和美国代表的主持下，各怀鬼胎，也都需要喘息机会的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双方就临时停火协议签署了协约，双方约定在次年4月之前，将约束己方的部队停留在停战状态。
这半年时间，正是给朱加施维里同志留下的。冒着越来越寒冷的天气，他带领着一支三千人的部队回到了俄国，并且在12月中旬时分到达莫斯科。在此之前，他和他的秘书班子也完成了理论上向圣彼得堡宣战的准备，一系列的理论抨击文章开始陆续在不同地方出现，并且陆续得到了主管宣传的加米涅夫同志不知出于何种心态的支持，并得以在圣彼得堡的党的机关报上出现节选。